2020年5月24日星期日

巴基斯坦坠机幸存者讲述可怕一幕:瞬间失去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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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5月22日,巴基斯坦一架客机在卡拉奇机场附近居民区坠毁,作为幸存者之一,穆罕默德·祖拜尔(Muhammad Zubair)讲述了事发时的亲身经历。

据巴基斯坦媒体Geo News 22日报道,祖拜尔表示,当飞机在居民区坠毁时,能听到人们的“叫喊声”,“紧接着发生了严重的撞击,我失去了知觉”。他说,目前感觉良好,只是手和脚被轻微烧伤。



祖拜尔称,自己原本打算到卡拉奇过开斋节,航班当天下午1时从拉合尔机场起飞,一切正常。“当飞行员宣布我们将在卡拉奇降落时,他稍微降低了飞行高度,感觉震荡两三次。”他直言,当时大家都在“祈祷”,飞行员重新抬升飞行高度,持续大概10到15分钟后再次降落。



祖拜尔表示:“飞行员判断形势并观察到一个不太拥挤的地方,尝试再次着陆,但不幸的是,坠机了。”祖拜尔说,自己瞬间失去知觉,醒来时到处都是烟,“我眼中可见的尽是浓烟和火光,四面八方都有喊叫声,无论大人还是孩子,但我看不到任何人。”

“我打开安全带,看到一些灯光,并走向它,但我必须从10英尺(约3米)高的地方跳下去才能到达安全地带。”随后他就被送往医院。祖拜尔补充说,没有人意识到飞机会坠毁,一直在平稳飞行,“飞机上没有任何混乱,在坠毁前一直很平稳。”坠机事故发生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警察和救援人员立即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据法新社最新报道,巴基斯坦卫生部新闻秘书米兰·尤素福在社交媒体上公布:“机上共有99人,97人死亡,2人幸存。”据报道,除了祖拜尔,另一幸存者是旁遮普银行首席执行官扎法尔·马苏德(Zafar Masud),只受了轻伤。另据Geo News 消息,根据航空公司公布的名单,机上有51名男性,31名女性和9名儿童。

根据印度媒体BTVI编辑阿迪亚·拉杰·考尔(Aditya Raj Kaul)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转发的视频显示,该航班从画面右上方一路向下滑往居民区,坠毁后引发大量浓烟和火光。

玩翼装飞行的“疯子”:中国不超过50个 不是有勇气跳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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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内人士统计,在中国,目前有跳伞证的不到两千人,其中玩翼装飞行的不会超过50人,是“小众里的小众”。


5月12日,大四女生安安(化名)的最后一次翼装飞行,没能飞越天门山。

按照计划,安安从距地面2500米的直升机上起跳,她将在离降落点1000米左右的空中打开降落伞,完成一次高空翼装飞行。而实际飞行中,安安偏离了航线,张家界景区高低起伏的山势,使她进入了一个未知的低空飞行环境,最终因没能顺利开伞遇难。

一位年轻女孩在她生命中的最后一跳,也让翼装飞行进入更多人视野。

翼装飞行是跳伞衍生出的高阶玩法之一。飞行员身着翼装,通过调整身体姿态来完成包括加速、减速、转弯等空中动作。当达到一定安全高度后,再打开降落伞减速降落到地面。由于飞行的危险性和难度极大,翼装飞行也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疯狂的极限运动,堪称极限运动的极限。

圈内人士统计,在中国,目前有跳伞证的不到两千人,其中玩翼装飞行的不会超过50人,是“小众里的小众”。

国内知名翼装飞行员张树鹏告诉记者,翼装飞行并不是传说中的死亡率很高。根据前几年的数据统计,翼装飞行的重大事故率是千分之五,远低于车祸的概率。

“有更多人参与到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的运动中来,这是一件好事。”张树鹏说,“与此同时,也要对危险性充分预估,各方面准备要十分充分。热爱极限运动的同时,更要对生命和规则抱有敬畏之心。”



5月12日,安安在社交平台发了一张天门山试跳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失联者降落伞未打开

5月12日上午11时许,安安从距地面2500米高的直升机起跳,伴飞队友蒋全(化名)携带摄像机随后跳出,两人平稳飞行19秒,朝天门山主山体方向飞行时,安安左向偏离规划飞行路线,与蒋全距离拉开后,飞行高度突然急剧下降数百米,消失在拍摄画面中。

在蒋全提供的拍摄画面中,安安偏离航线后,他朝向安安大幅晃动手臂,直至安安消失在视野中。“晃动手臂可能是提醒安安注意航线,注意意外情况,但安安飞远了可能看不清手势。”资深翼装飞行人士严立恒(化名)说。

这原本规划的是一条高空翼装飞行路线,安安从2500米高的直升机上起跳,飞过几个山顶的摄影机位,再打开降落伞着陆在山脚停车场。资深翼装飞行人士刘刚(化名)认为,“理论上讲在飞行路线的选择、计划开伞区域的高度和最后的降落点的选择都没问题”。

此前安安已经完成了500多次独立跳伞,其中翼装飞行超过了300次,获得了美国跳伞协会C类跳伞执照。

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属于砂岩地貌,地势起伏大,悬崖垂直部分可超过400米,山顶和山谷相对高差可达到1200米,理论上高、低空翼装飞行均能在这里实现,“但一旦出现偏差,比如空中自旋或掉了一些高度,立刻可能变成一个低空航线,陷入山谷里飞不出去。”严立恒认为,安安的水平属于刚刚脱离了翼装新手状态,偏离航线后,她飞去了一个陌生的低空路线,由于没有低空飞行的经验,出现紧急情况,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刘刚分析,视频里安安在翼装飞行过程中出现上浮动作后,飞行高度急剧下降,应该是发现自己无法飞过面前山体,试图打开降落伞,“开伞前需要减速,再拉开引导伞,然后拉开翼装手臂和腿部的拉链,否则手臂无法往上拉住操控降落伞的手柄,在紧急情况下如果经验不够,可能导致飞行状态不稳定,身体将失去平衡”。

安安背的是高空伞包,包括一把主伞与一把备伞,主伞完全展开需要3至5秒,备伞上带有AAD自动激活装置,通常设置在距离降落点垂直高度二三百米之间,若飞行员未开主伞且正高速下降,将自动开伞。



刘刚和伞友们在翼装飞行时摆出不同的造型。受访者供图

而适用于高空翼装飞行环境的备伞,在安安偏离路线进入低空环境时无法自动激活打开。备伞的AAD自动装置需要提前在降落场地进行设置,以此海拔为参照点,往上到二三百米之间,保障备伞2秒左右的开伞时间。

“自动激活装置失去功能了,可能飞到离山地高度只有几十米了,但离设置好的降落点相对高度还有几百米。”刘刚说,在高度不足以打开主伞时,只能快速切断主伞手柄,手动拉出备伞。

5月18日,安安失联第7天,搜救队伍在天门山玉壶峰北侧一处密林内发现她的遗体,此处海拔高度约900米,与起跳点相对落差1600米。天门山景区官方通报称,失联者降落伞未打开。

张家界警方正介入调查事故原因。严立恒告诉记者,国际上出现这类致死事故,需要一位具备资质的第三方伞类装配工程师参与调查, “检查装备有没有问题,是否存在一些人为因素导致无法开伞。”

“这不是一项有勇气跳下去就行的运动”

2017年春节,27岁的何凡(化名)调了两周假期,去美国跳伞基地学跳伞。何凡说,他心中一直有“跳伞”的种子,梦想着在天空翱翔。

真正站到跳伞基地时,他发现,“这不是一项有勇气跳下去就行的运动,而是一项非常严谨,技术含量非常高的运动,它有一套完整的培训体系。”相较于他参与过的滑雪或潜水,“跳伞从难度系数和学习费用来讲,都更高一些,但没有传言说得那么离谱”。

前三天是基地开设的地面课程,需要认识降落伞是什么,练习在跳伞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每一种突发情况,应该怎么处理。“教练让我们想清楚,为什么来学跳伞?是真心喜欢还是想发一次朋友圈?”

何凡说,教练会带着一起出舱进行8次单人跳伞课程,自己则需要练习出舱和降落技术,并且在高空自由落体时保持身体平衡,从离地13000英尺的飞机上跳下,教练拉住身体两侧,保持平衡,“前几次跳全身很紧绷,回想在地面学过的动作,使劲往前顶肚子,成一个香蕉的形状,慢慢可以自然舒展地做自由落体。”

何凡和父母形容自己跳伞时的感觉,父母起初很不理解,他带父母去旅游时特意建议妈妈去试一下双人跳伞,“妈妈落地后兴奋地还想再跳一次,特别开心”,他们不再反对他的这一爱好,但还是会叮嘱,多注意安全。

何凡完成了美国跳伞协会跳伞A类执照需要的25跳和其他科目,他可以去美国跳伞协会认证的任何基地独立跳伞。美国跳伞协会是国际上认可度最高的、营利性的跳伞组织,其签发的跳伞执照几乎能被全世界所有跳伞基地认可。跳伞次数增加后,何凡可以依次往上申请B类、C类和D类跳伞执照的课程考试,D类执照至少需要达到500跳以上,之后便可申请教练级别相应的考试。



在美国训练基地,学跳伞的学员和教练在交流。受访者供图

同样是在2017年,24岁的刘刚也迷上了跳伞。刘刚在美国上大学期间,正好住在了一个跳伞基地附近,三年前旅游时一次双人跳伞的刺激体验,让他念念不忘。“从小就喜欢玩一些刺激的运动,坐过山车从来没有害怕过。”之后他几乎天天去跳伞,到5月份就刷到了200跳,可以开始学习翼装飞行。

对于儿子玩这么“危险”的运动,刘刚的父母当时也是极力反对。“我跟他们讲解了很多关于跳伞和翼装的知识,拿到A证后告诉他们持证跳伞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事情,他们知道我从小就是这种性格,劝不动,拦也拦不住。”他也会发翼装飞行的视频给父母,“他们不会注意飞行动作帅不帅,酷不酷,他们看完总会很担心,让我注意安全。”

刘刚算了一下所需的开销,考跳伞证花费3000多美元,单次跳伞费用30美元左右,全新的高空伞包需要8000美元,翼装得量身定制,一套价格在1400至1800美元,翼装教练的价格一天600美元左右。“有人学习进度快,有人进度慢,估算总花费在15万人民币左右。”

何凡介绍,很多中国人会到美国学跳伞,除了确实有钱有闲的富人和中产,很多是攒钱实现梦想的普通人。有刚去外国留学的学生,有刚工作积蓄不多的爱好者,一边在跳伞基地做兼职,一边练习跳伞。最常见的兼职是叠伞包,叠一个伞包能赚7美元。不熟练时叠一次需要三四十分钟,熟练后十分钟不到就能叠得工整。

等执照等级高了后,他们可以考教练相关的各项证书,当兼职教练,带游客双人跳伞。刘刚考到了跳伞D证和教练证书,把爱好变成了职业的方向,他用兼职当教练赚的钱,用于自己翼装飞行训练,为参加竞赛做准备,“更像是大家一起玩,一起学习。”

“学跳伞的中国人都很拼”

2018年被多位圈内人称作国内翼装飞行发展的元年。

2017年底,中国人于音完成翼装飞越喜马拉雅山的挑战,2017年9月,在张家界天门山举办的翼装飞行世锦赛上,张树鹏在移动穿靶项目获得亚军,创造了亚洲人在此项赛事中的最佳成绩。“之前觉得是电影里特技演员才能做的事情,没想到这项运动离我们这么近,我们或许也能完成。”严立恒回忆,从2018年起,学翼装飞行的人多了起来。

何凡记得,最初在一个跳伞基地只能见到几个中国人,到2018年能明显看到人数增加了,在迪拜的跳伞基地,有一半是中国人,不少人开始学翼装飞行。“中国跳伞人”的群满了500人,大家又建起新群,到现在四五个群里加了近两千人。

而在这两千人中,有资质玩翼装飞行的却只有几十人,“小众里的小众”。

2018年冬天,安安在迪拜的跳伞基地完成了200跳独立高空跳伞,这是美国跳伞协会规定的学习翼装飞行前必须完成的独立跳伞数量,这意味着,她可以找教练学习翼装跳伞了。

美国跳伞协会和跳伞基地不提供翼装飞行培训业务,翼装教练多是由技术不错的跳伞教练担任。

“能教翼装的跳伞教练并不多,都是圈里的朋友介绍,翼装飞行经验足够多,获过一些赛事奖项,要看口碑,教学方式怎么样。”刘刚介绍,翼装教练和学员会双向选择,教练通常会了解学员的跳伞次数和真实水平。



2019年,安安在豆瓣上发了这张图片,她写道:想尝试低空,想尝试speedfly,想抱着新翼装去跳大山。图片来自网络

何凡和安安就在同一个跳伞基地学翼装飞行。

他们一起赶最早的一架跳伞飞机训练,到日落时,叠伞、登机、飞行一个又一个循环,何凡累得一动不想动,就见安安又背着降落伞上去了,最多的一天她跳了10次,“她对跳伞是真的热爱。”

学生翼装规格最小,只是比普通衣服在手臂内和腿间连一小块布,但在空气动力学原理下,下降同时能向前滑行一段距离,4000米起跳在空中能飞一两分钟,绕着基地飞一圈,“像老鹰展翅一样真正飞起来”。

在练习75跳后,何凡的装备换成中翼装,150跳后他可以穿大翼装飞行,这时每下降一米能前进2至3米,他需要进阶学习如何控制翼装的速度与方向,翼装越大,越难驾驭。

“因为翼装飞行没有一套单独的考核保准和评价体系,水平怎么样需要自己来判定,可以请私教进阶练习,也可以和其他队友对比,动作做得是否标准,速度怎么样,能不能达到驾驭新翼装的水平。”刘刚说,这都是圈里口口相传的规范。

独立翼装飞行需要自己规划好路线,需要对自己的极限能力有精确的了解,计算高度、飞行角度,测量路线。

“学跳伞的中国人都很拼,和很多热爱运动的人一样,从早训练到晚上,抓紧一切时间去挑战,很痴迷,达成一个目标就特别兴奋,很简单的开心。”何凡说。



安安生活照。图片来自安安个人社交平台

不去挑战自己能力的边界

安安遇难事件,也使网友们更多地关注到了翼装飞行的危险性。

据跳伞数据网站BFL统计,从1981年开始,截至2020年1月,全世界玩低空跳伞和翼装飞行的死亡人数为383人。

刘刚和伞友们在社交平台发布的翼装飞行视频下,网友总会问“这么危险的事,你们还要去做?”也有网友讥讽他们:不作不死。

起初,刘刚看到后一条条回复反驳,“这项运动没有那么危险,总会有意外发生。”

类似的评论越来越多,刘刚也很无奈, “玩到几百上千跳的人,都是真心热爱这项运动,没有人会拿生命去冒险。我们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每一跳的安全系数提高,不出意外事故。”

圈内人士告诉记者,翼装飞行常出现三种事故,第一种是降落伞绳子缠绕,导致无法开伞或开伞后剧烈晃动。何凡记得一次飞行时,降落伞牵引绳缠绕住大腿,到开伞高度拉不开伞,他愣了两秒,“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告诉你要怎么把绳子拉回来,然后开伞。”

第二种是多人翼装飞行时可能出现碰撞,出现撞晕或撞伤,但在降落到一定高度备伞会自动激活,关键时候起到救命作用;另一类是降落在指定区域之外,可能会带来摔伤或摔死的危险。刘刚说,两年前有伞友在降落时,撞到房顶突起的位置遇难,“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2019年9月8日,第八届翼装飞行世锦赛在湖南张家界落幕。不少游客争相与中国选手张树鹏合影留念。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张树鹏告诉记者,一般来说,高空跳伞超过400次跳,才有教练会接收你学习低空跳伞,低空跳伞100跳后才能学习低空翼装飞行。要非常有经验之后才能进行低空翼装的飞行。“这项运动其实是一个有规律可循的运动,在学习过程中,如果都能按照要求科学地一步一步去提高的话,是可以保证飞行人员的安全的。”

另一方面,装备性能的提高也大大增加了安全性。刘刚说,最初翼装相当于在手臂和腰之间连一块小布,只能稍微将你在空中推得远一点,随着翼装一直在尝试和研发,现在性能好很多,安全性增加了。

但一个事实是,与已经相对成熟安全的高空跳伞相比,翼装飞行目前并没有形成一套统一的行业规范。

业内人士介绍,低空跳伞是一项没有限制和固定规则的运动,并未被纳入跳伞协会的管理体系中,其衍生出的低空翼装飞行也成为“几乎没有容错率的极限玩法”,危险性更高。一些跳伞基地,会售卖低空跳伞的手册,有一本字典的厚度,里面记载了所有可能的危险情况,供给爱好者参考。

严立恒说,绝大部分跳伞和高空翼装飞行的致死事故,几乎都能通过人为干预来避免,这些紧急应对措施在跳伞各级课程里都学过,“这些事故里90%都是人为因素造成,他们可能登机前没有仔细检查装备,或者遇到紧急情况时没有正确操作。”

“我们一定要有敬畏心,生命是第一位的。极限运动应该是科学严谨的训练,科学的挑战,而不能在未知的环境中去挑战自己能力的边界。” 严立恒说,伞友群里几乎会讨论每一次死亡事故,“如果让我们遇到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

伞友们试图摸索一套相对安全的极限玩法,找一处合适、安全的低空翼装飞行场地能降低风险因素。他们也会做一些模拟低空环境的跳伞。

低空飞行爱好者会建立一些小联盟,只有你的低空跳伞能力被认可,才可能一起训练。“跳低空的话,最好不要一个人去,万一出事的话可以及时处理。”刘刚说,“在低空飞行中,需要注意的安全性因素也会多很多,因为危险性完全不一样,被试验过很多次的地点相对更安全一点”。

因为疫情影响,何凡近半年来一直在国内,没有参加过一次翼装飞行。有时坐飞机时,他会条件反射地去看高度表,突然没感受到肩膀上的伞包的重量,心头一阵失落,“在天上飞的感觉太美好了。”

2020年5月23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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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若终止香港特殊地位 到底影响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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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研究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指出,《国安法》提案可能导致美国终止香港的特殊待遇、将香港与中国内地同等对待。若美国一旦终止香港的特殊待遇,香港的贸易将会首当其冲受打击,严重影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及商业中心的根基。然而,掀起的地缘政治影响远高于经济后果。
美国承认香港的特殊地位,《美国-香港政策法》(英语: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鉴于在1997年7月1日,英国结束对香港的管治后,香港成为中国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美国政府重新厘定对港政策。
美国国会推动并通过该法案,容许美国依据《中英联合声明》里中国让香港实行「高度自治」的承诺,在金融和文化等领域给予香港有别于中国的待遇,并且视香港为「独立关税区」,以及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支持香港的人权、民主与自治,保障香港的生活方式,及美资在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营商。
根据此法案,美国政府承认中英联合声明,并继续视香港作一个在政治、法治、经济、贸易政策方面与中国大陆完全不同的地区,并在对外政策上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区别对待。香港特区护照获美国承认,申请赴美签证获独立看待。香港可在美国出口管制下购买敏感技术,但要确保无不当用途。
因此,若美国一旦取消香港特殊地位,不再视香港为一个「独立关税区」,美国征收与中国同等的关税及实施进出口限制,香港对中国的转口价值将大大贬低。
其次,香港可在美国出口管制下购买敏感技术,例如超级电脑等,若美国将香港与中国大陆视为一体,香港要购买美国高科技产品同样受限。据工商界人士指,就算不购买美国科技产品,转而购德国、日本的产品,但不少产品内都含有美国科技在内,美国同样可以根据最新的限制法案,如同对待华为一样,令大部分科技产品不能输入香港。
再者,最重要的是,因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若香港特殊地位一旦,美国可以限制某些企业来港或在港设总部,美国联邦政府也会加紧调查各类来港资金,亦即是,如走到这一步,香港资金进出均可能受到美国一定管制,到时香港的评级也会被降低。
后续地缘政治影响 远高于经济后果
在目前的气氛下,如果美国一旦动手,欧洲、加拿大及澳洲等也可能跟随,香港将成为一个半封闭城市,驻港外资企业待遇与驻深圳、上海无异。香港现在既是中国企业主要的海外融资中心,拥有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到时这些能否保得住?
上述只是经济上的效应,白明认为,美国一旦取消香港特殊地位,掀起的地缘政治影响远高于经济后果。后续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现在真是难以估计。

我的国去哪了?中国公民滞留印巴回不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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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病毒疫情扩散全球,各国纷纷采取“封国”措施的情况下,不少滞留他乡的中国游客至今无法回家,甚至有人精神不堪重负而自杀。

一位因安全考虑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向本台记者披露,自今年3月21日起巴基斯坦禁飞所有国际航班后,一小批游客、病人、孕妇和家人病危的中国公民一直被迫留在巴基斯坦无法回国。

求助无门 还被“踢皮球”

这名消息人士告诉记者,他曾与相关部门再三周旋,却屡遇“踢皮球”。

“等于说国家不理我们。我们找巴基斯坦外交部,他们让我们找中国大使馆。我们跑去找中国大使馆,他们就告诉我们,他们的权限没有那么高,要等中国外交部的统一调配。那我们又找到中国的外交部,然后外交部又把我们的信息转交到了大使馆,变成了一个死循环。”

本台记者致电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试图了解情况,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自杀女孩遗体被放医院 官方“杀鸡儆猴”?

消息人士还提到,由于求助无门,一名患有重度抑郁症的女孩感觉回国遥遥无期而自杀。随后,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将她的遗体放置在专门收治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医院。这样的做法对滞留的人士形成巨大压力。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根本不敢在当地去抗议。我们怕如果一旦出去抗议,大使馆认为是我们有问题,就把我们弄去那个传染病医院。”

宁愿空机也不坐人

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一向良好、亲密。中国多次向巴基斯坦运送救援医疗物资,还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与巴方医务人员交流。

上述消息人士向记者表示,这些运送物资的飞机本来就是客改货,按道理讲可以将滞留的中国公民安排回国,但却为了特殊原因还不愿载人。他说,看着其他国家派出一批批撤侨班机,心里很不是滋味。

“宁愿空飞机回去也坚决不带人。医务人员回去也是坐中国的独立包机,七、八个人一架,不会带其他人。民航正常航班全部不让飞,马来西亚、英国、加拿大等撤侨的航班我们拿不到票,没办法通过第三国转机。”

滞印中国公民也同样遭遇

除了巴基斯坦外,也有一批中国公民滞留在临近的印度。其中一名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刘女士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没有安排包机,没有人走得了。以个人的名义包机更是难上加难。”

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印度目前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将近3万例。刘女士表示,印度人口密度大,将会导致疫情迅速蔓延,这使滞留当地的中国旅客非常担心。

“医疗条件非常落后,现在每天的感染人数增长很快,但没检测出来的更多。我待的这个村,好像就从来没人过来做检测。在印度留守的中国人应该会比在其他国家留守的更着急想走。之前中国说会派班机来接,之后只接了几个国家的中国留学生。我想可能现在很多国外的人对中国政府比较没有信心。”

塞班小粉红不着急回国?

同样被迫留守当地的还包括在塞班岛的中国公民。但不愿透露全名的林先生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透露,虽然鉴于塞班吃住开销大,大部分华人都想早点回国,但大部分滞留人士并没有出现太多“负面”情绪。

塞班中华总会在各微信群中发布的消息显示,负责塞班事务的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认为塞班岛疫情不算严重,领馆不能将回中国的请求列为工作重点。消息还引述航空业内人士说,中国政府相关部门收到国外撤侨的要求很多,国外输入的感染病例压力很大,除非特别或重大事件,一般情况下申请包机回中国的批准可能性不大。

本台记者试图拨打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电话查询情况,但电话无人接听。

不撤侨是要减少密集人员运输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桢认为,中国官方在是否撤侨的问题上的根本原则是:“希望尽量减少一些没有必要的大规模密集式人员运输。他们觉得全球性撤侨是不恰当的。”

许桢强调,在疫情期间减少人员的运输非常必要,并质疑说:“西方国家从中国撤侨后有没有防止到新冠病毒在欧洲以及在美国的传播呢?这些人相继回到自己的国家以后有没有对当地民众的公共安全卫生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负担?有没有得到更好的治疗、更安全的环境?坦白讲我个人是相当怀疑。但一些非常具针对性、小规模撤侨行动是可以的考虑的。前提是计划要周详。”

中国驻俄大使“病毒论”引爆舆论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晖早前也似乎就中国政府不愿撤侨给出“说法”。他公开斥责“个别中国人”闯关回国的举动造成病毒输入,形容“这个要在道义上是受到谴责”。

不愿透露全名、滞留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张先生则表示,张汉晖的这番话是在制造针对在外华人的负面舆论,使得他们的回国路更加困难。

“他(张汉晖)这样一说,中国国内一些不明所以的人也跟着说在海外的人不能回来。另外,国航和大使馆互相推卸责任,要求回国的人两天内做核酸检测,按照俄罗斯的能力这个时间段出不了结果,等于就是卡住我们不让回去。机票价格高到一万元人民币一张,很多人根本支付不起。跟大使馆交涉也没结果,其它不管我们。派了个防护包还要我们登记个人资料,侵犯我的隐私权。”

留学生回不了家 对祖国自豪感受动摇?

值得注意的是,这波滞留潮似乎让部分拥有“战狼式”思维的中国留学生感到“撕裂”、“尴尬”。

一个名为“USDollar”的微信公众号近期发文,提到新浪微博账号“英国红领巾”一条让海外游子评论为祖国感到自豪的瞬间的博文,在短短二十四小时内就收到一千五百条留言,表示疫情期间“祖国帮助其它国家”,但是“回不去家”就觉得“骄傲又什么用啊?”

文章还特别提起张汉晖的言论,认为任何一个公民都有回归本国的权力,不应该把自己的公民拒之门外,同时也不能认为年轻人能靠着健康包而活得自豪。

【深度】回不了的国:那些困在海外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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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响,大量中美航线被切断,数百万困在海外的中国人陷入了这样的困境:高价买票、航班取消、再买票再取消还有人因签证到期无法继续待在美国而不得不向大学申请学生签证。何时才能踏上归国之路,对想要回国的人们来说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以下几个故事,也许就发生在你我身边。

方硕(音)正紧张地坐在加州戴维斯市的学生宿舍里,他不知道自己能否登上5月26日飞往上海的航班。

最近几个月,这位22岁的大学生已经买了四次航班机票,试图逃离美国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行,回到相对安全的家中。他说,到目前为止,除了这趟即将到来的航班,所有的航班都被取消了。

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学习统计学的方硕,是众多被困在海外、为了一张回家的机票而辗转反侧的中国人中的一员。



5月19日,《21世纪经济报道》获得中国民航局一份最新特急电报通知称,五个一政策将持续执行到10月。五个一是指一家航空公司在一个国家保留一条航线,一周至多一个航班的规定。这意味着,方硕和数百万困在海外的中国人仍然要在未来数月里面临回国巨大的不确定性。

一票难求

随着新冠肺炎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传播,3月29日中国民航局实施五个一政策,已将入境国际航班数量削减至每周134架次以下,这还不到疫情爆发前的2%。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每日乘飞机入境的人数被限制在4000人以内。

相比极其有限的入境航班数量,困在海外的中国公民人数则极为庞大。中国教育部官员在上个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截至4月2日,中国160万留学生中有超过85%的人(即136万)仍留在国外,其中有约37万人是在美国求学。另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截至3月底,有74.4万名中国公民以合同工身份居住在海外各国。

除此之外,在旅行中莫名卡在当地、探亲签证已经过期、在国内申请到工作需要回国报到、家人急病赶着回去见最后一面、老人带的处方药不够又负担不了欧美昂贵的医疗费用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因为各种原因需要回国,但航班数量的减少导致机票价格飙升,而且充满变数。导致世界各地的中国护照持有者要么被困在当地无法回家,要么与滞留的同胞争夺有限的机票。

我不知道飞机是否真的会起飞,但我必须试一试。

方硕说,他认识的很多留学生朋友从4月份开始就一直在兜圈子,试图购买机票,有些人已经购买了九张或更多的机票,航班均已被取消,但退款迟迟不能到账。

在我拿到退款之前,我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买另一张票。你能做什么?你的航班又被取消了,你想回家。许多人跟我的处境相同,方硕说。



图注:纽约肯尼迪机场。一个行业组织称,航空业的客运量下降了约94%,6215架飞机有一半停在主要机场和沙漠机场。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驻旧金山的一名空乘人员对《南华早报》表示,自从疫情爆发期间美国开始禁飞以来,他就看到航空公司在出售永远不会起飞的航班的机票,而且美联航和达美航空公司都是这种做法。

我认为这是航空公司的过失,他在电话中说。我为那些被困在海外的旅客感到难过,他们不得不支付多张机票,希望其中一张能真正起作用。这位空乘人员和方硕以及他的同伴们都怀疑,暂被扣留的退款为现金紧张的航空公司提供了一个资金库,帮助其维持运营。

方硕知道在这个月登上回家的飞机的可能性不大,他刚刚得知5月26日的航班也被取消了。他说:我不知道飞机是否真的会起飞,但我必须试一试。我知道航空公司的情况,我知道他们现在没在飞。也许有些航线会重新开通。但我们不想放弃。

进退维谷

我们进退两难,

是留在美国,

成为反亚洲犯罪的受害者;

还是回家,

冒险失去继续学习的机会?

3月份唐晨(音)被公司解雇了,她睡不着觉。一连几天,她的心都在狂跳。有一个问题摆在她的面前:她能留在美国吗?

唐晨来自浙江,自2014年以来一直在美国工作,此前就职于宾夕法尼亚州华盛顿堡的一家软件开发公司。她的H1-B工作签证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到期,因此,唐晨已经开始申请绿卡。

33岁的她对在美国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甚至已经购置了一套公寓。

但当唐晨在3月13日被解雇时,她不仅失去了收入来源,还失去了签证身份。在像唐女士这样的H1-B签证持有者失去工作后,他们只有60天的时间来申请改变身份,或者找到一个愿意担保他们工作签证的新雇主。

如果他们找不到一份新工作或无法及时改变身份,就必须离开美国或者非法居留下去。如果他们在美国超期滞留超过180天之后离开,以后再入境会非常棘手。



问题是,在目前的环境下找工作很难,更不用说找到一个愿意承担额外费用和签证担保文书工作的雇主了。唐晨对CNN表示,在被解雇后,虽然她一直在积极地申请新工作,但没有得到多少面试的机会,而且在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她对自己能否被录用并不乐观。

她本已经听天由命,一度想着干脆回中国算了结果却发现连这也办不到。4月份的直飞航班都没有座位了。即使现在想回去,我也买不到机票,她说。所以现在唐晨只剩下了一个解决方案,她在拼命向大学申请学生签证,这样就可以合法地留在美国。

唐晨是因为发现买不着票而申请读大学,而许多在美的留学生则是因为担心回到中国后面临学生签证续签和停航的各种挑战,于是继续留了下来。不过留在已经停止授课、广泛封闭宿舍的校园里,对他们也构成了巨大的考验。

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唐寒竹(Hazel Tang,音)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她对当地媒体《Madison 365》说,回国的机票已经涨到了1万美元以上,很多像她这样的学生都坐不起飞机了。而且她担心即使回国,将来回到美国可能也会更加困难。



我们必须决定是否冒险回家,而且即使我们回去,如果以后不能进入美国怎么办?小唐说。我们进退两难,是留在美国,成为反亚洲犯罪的受害者;还是回家,冒险失去继续学习的机会?

小唐对歧视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据新公共诚信中心(NCPI)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30%的美国人目睹过有人将流行病归咎于亚洲。在接受调查的亚裔美国人中,这个数字跃升至60%。

网站Stop AAPI Hate追踪了在流感大流行期间对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的歧视,该网站还报道了从3月到4月发生的近1500起性骚扰事件。据该组织称,像辱骂和言语骚扰等微侵犯行为是最常被报道的案例。

小唐说:我们只是觉得住在麦迪逊不太安全,尽管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家。我真的感觉受到了威胁如果我死于这种暴力攻击而不是病毒呢?

目前困在迪拜的陈昭(音)经历则更加坎坷,他在四年前来到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从事癌症研究,今年1月他回了趟国,办理学生签证续签,结果还没有拿到签证就遭遇了川普总统下达的旅行限制令。陈昭说,他看到有许多留学生改道第三方国家解决签证问题,很多人去了泰国,我选择了阿联酋。然而,就在他在迪拜自我隔离两周后,美国驻迪拜领事馆也无限期地停止了例行签证申请,到了4月初,迪拜更是中止了所有航班。所以他现在的困境是:既去不了美国,也去不了中国,而是卡在了人生地不熟且生活费用极为高昂的第三国。

陈昭已经做好了有一阵子回不了奥斯汀的准备,现在想着开源节流。他搬出了酒店,住进了爱彼迎(AirBnB)。他与一个华人社区建立了联系,大家和他同病相怜,都在试图回美国工作或上学。

他说:我有一个在线聊天小组,现在有68人滞留在迪拜,我们所有人原本都打算在这里接受签证面试。而且据他统计,在塞尔维亚、泰国和巴巴多斯还有很多类似的群体,都陷入了尴尬的等待中。

我撑不了多久了

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已经像迪拜一样停飞所有国际航班,因此留学生家长和滞留旅客都希望中国能安排飞机撤离侨民,从3月初到4月20日,中国政府只组织了20架撤侨包机,远少于英国、美国或欧洲大国。



图注:巴基斯坦现状。

最近,中国分别在5月2日安排一架包机,从迪拜撤回273名中国公民;在5月7日安排两架包机,从尼泊尔接回346名中国公民。使馆方面表示,撤侨优先考虑儿童、老人、孕妇、残疾人和处境极其艰难的人,因此仍有部分中国人留在当地。

相比留守欧美,滞留在印度、巴基斯坦等欠发达国家的中国人此刻更加惶恐。

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是活生生的人了。

我现在可有可无,只不过是一个数字。

一个20多岁的背包客说,自3月份以来,她一直试图回到中国探望生病的父亲,但被困在东印度一个偏远村庄的青年旅社,在那里她很少外出。在印度面临这么恶劣的条件,我感到非常委屈。

一名在深圳一家医学研究公司工作的25岁吴姓男子说,他已经在巴基斯坦滞留6周了,在这段时间他买了好些张昂贵的机票,但都被取消了。吴先生担心与疫情高峰期的中国相比,现在的巴基斯坦更加危险。一切只能靠自己,他说。现在连许多医务工作者都没有口罩或适当的防护设备。他形容现在的感觉就像是你亲生母亲告诉你,她照顾不了你,你得找别人帮忙。

中国领导人多次警告说,输入性病例是引发中国COVID-19疫情死灰复燃的最大风险。这使得中国外交官处境艰难,很难帮助公民回国。

上个月底,中国驻阿联酋迪拜领事馆的官员在与大约500名滞留的中国公民进行在线视频通话时,遭到了严厉指责。这些官员敦促与会者留守当地,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迪拜领事馆视频通话的一名参与者在接受采访时说,她回国的航班已经六次被取消了。她两个月前持旅游签证前往迪拜,目前仍被困在那里。由于无法工作,她现在每天只吃两顿饭,好节省开支。

我撑不了多久了,她说。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是活生生的人了。我现在可有可无,只不过是一个数字。

中国的一条公路如何引发了印度和尼泊尔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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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可能很少有人听说过里普列克山口(Lipulekh Pass),更别提指出它的确切位置。但这个距离西藏自治区普兰县城不到30公里的通道,正引发一场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外交危机。

争端的起因源于里普列克山口的尴尬位置,它位于海拔5000米以上的喜马拉雅山脉中,一头连接着中国西藏,另一头是卡拉帕尼(Kalapani),而后者则是印度和尼泊尔长期有领土争议的地区。

本月上旬,印度国防部长为一条连接印度内地至里普列克山口的道路剪彩,这条道路将方便数以万计的印度教徒前往西藏境内的圣地朝圣,但这条道路经过卡拉帕尼,被尼泊尔视为“入侵”。

在2015年,中国和印度就曾达成协议,决定进一步开发普列克山口作为双边贸易门户,这引发了加德满都的不满。面对再次重燃的危机,中国外交部在周二(5月19日)表示,卡拉帕尼地区归属是尼、印两国之间的问题,希望“两国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有关分歧”。

争端升温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但里普列克公路争议已成为尼泊尔和印度这两个相邻国家的新闻头条。在尼泊尔,持续多日有抗议者走上街头,抗议印度开通这条通往中国边界的道路。

“印度,尊重尼泊尔的主权!”、“停止侵占!”数十名抗议者手持标语在加德满都的印度大使馆附近喊到。

为了促进贸易和朝圣,在2015年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访华后,印度与中国就该关口的开发达成双边协议,此后,印度开始修建这条从北阿坎德邦(Uttarakhand)到西藏西南部印度教圣地的新道路。

尽管中印达成协议后,尼泊尔就向中国和印度提出抗议,并表示该道路所在地区是尼泊尔领土,但四年来,道路的修建过程一直在进行。

5月8日,印度国防部长拉吉纳特·辛格(Rajnath Singh)通过视频连线,为这段长约80公里的公路剪彩。这条山路将西藏与其他印度北部腹地相连,也使得首都新德里到中国的距离缩短。

印度媒体报道称,随着九辆车组成的车队在道路上行驶,标志着公路正式开通。

然而,由于道路位于卡拉帕尼争议地区,尼泊尔外交部立刻谴责印度的“单方面行为”,多个尼泊尔主要党派也发表声明要求通过外交渠道解决争端。

尼泊尔政府还宣布在附近的边境地区设立军队哨所,以增强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并在周四(5月20日)对外公布一份新的全国行政地图,将卡拉帕尼和里普列克地区明确列入尼泊尔国土。

中国角色

作为共享普列克山口的三方之一,中国在争端发生后的一段时间保持沉默。直到周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希望印度和尼泊尔“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有关分歧”。

“卡拉帕尼地区归属是尼泊尔、印度两国之间的问题,”赵立坚说。他并未直接提及“里普列克”的字眼

尼泊尔外交部的一名高级官员对BBC透露,在赵立坚做出此番表态前,尼泊尔大使馆官员曾于周一(5月18日)在北京和中国外交部官员会面。

这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北京表示,位于尼、印、中三国交界处的里普列克是三方利益所在,三国都不应采取单边行为。

“因此,我们正在与中国官员进行协商,以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这名官员说。

据尼泊尔媒体《加德满都邮报》报道,尼泊尔总理夏尔马·奥利(KP Sharma Oli)周二在议会表示,他正在与中国进行对话。

“中国当局表示,印中协议是为朝圣而扩大一条旧的贸易路线,不会影响三国交界位置和边界问题,”他说道。

历史问题

印度和尼泊尔有着超过1700公里长的边境线,而在中、尼、印三国领土交汇处的卡拉帕尼面积约35平方公里,是印度和尼泊尔长期的争议焦点。

1816年,在战争中失利的尼泊尔王国与殖民印度的英国统治者签订了苏高利条约(Sugaul Treaty),以界定该国西部与印度的边界。

尼泊尔前外交官洛克·拉吉·巴拉尔(Lok Raj Baral)曾对媒体解释说,根据《苏高利条约》,卡利河(即Kali River,印度境内称夏达河,Sharda River)被商定为两国分界线,但卡利河的源头究竟是哪条河流,该条约中并没有交代清楚,这为两国后来的不同解释创造了空间。

尼泊尔称源头应在林皮亚杜拉(Limpiyadhura),但印度坚称源头在普列克山口。巴拉尔表示,有争议的土地便坐落于这两条河流之间。

在1962年中国和印度爆发战争后,印度便控制了卡拉帕尼地区并关闭通道。当地人开始通过另外的丁喀山口(Tinkar Pass)与中国西藏进行贸易。

尽管从1998年至今,尼泊尔和印度进行了几轮谈判,但一直无果而终。

2019年11月,印度内政部公布了一份地图,其中囊括了卡拉帕尼等地,此图在尼泊尔引发强烈抗议。

“悖论”

在印度和尼泊尔爆发危机的几乎同一时刻,数百名印度和中国士兵在锡金纳库拉(Naku La)隘口附近也爆发了一场短暂冲突,双方互掷石块导致11人受伤。

中印两国实控边境线长达2000公里,夹在中间的尼泊尔将其分为东西两部分。在1962年中印战争后,这些边界大多存在争议,双方都有大量军事部署,尤其是位于东部的边界由于涉及不丹而更加复杂。

里普列克山口是这两个野心勃勃的亚洲大国之间为数不多没有争端的边境地区,中国境内的普兰县拥有被誉为“神山”的冈仁波齐峰和“圣湖”的玛旁雍错。尽管战略地位重要,气氛却总体和平,但如今这里却是印度和尼泊尔的冲突中心。

印度陆军总司令纳拉万(Manoj Mukund Naravane)在上周暗示,此次争端或存在中国的因素。

“有理由相信,他们(尼泊尔)可能是在别人的要求下提出这个问题的,这是非常有可能的,”纳拉万说。

但尼泊尔媒体人比斯瓦斯·巴拉(Biswas Baral)认为,中国完全不可能与此次冲突有关。他表示,由于中印签订协议时并未征求尼泊尔意见,大多数尼泊尔人对中国的愤怒“不亚于对印度的愤怒”。

“一方面,印中被视为在尼泊尔激烈争夺影响力,另一方面,在通过触犯尼泊尔主权来巩固两国贸易关系方面,两国似乎站在同一个立场上,”比斯瓦斯在印度《连线》(The Wire)杂志上写道。

很多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占据高地的印军可以在里普列克山口监视远处西藏的动向,但同样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又同样有着广阔市场的两个国家无疑希望贸易上更紧密的合作。

“这就是最大的悖论,”比斯瓦斯说。